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国家级开发区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中有效发挥了窗口、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体制改革的实验基地。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必须进一步发挥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形成新的集聚效应和增长动力，引领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强对各类开发区的统筹规划，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促进开发区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开发区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进一步增强开发区功能优势。
    激励与容错机制不可少
    要实现国家级经开区老树发新枝，首先要打破已经固化的思维定势及利益依赖，为进一步改革创新松绑。
    当前，国家级经开区说开放多，谈改革少，正面临新的体制束缚。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单志广、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等专家认为，开发区一直以来扮演的都是改革先行军的角色，但在多年积累下来的“功劳簿”面前，部分开发区向前闯的干劲、拼劲在减弱。怕担责的心理“包袱”已经出现，改革开拓创新的积极性明显降低。如何建立新的改革激励机制及容错免责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各界针对国家级经开区存与废的探讨表明，开发区需要重拾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机遇。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说，在自贸区、保税区、高新区林立的今天，开发区亟须校准新的发展方向。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总顾问陈青洲指出，当前国家级经开区应紧跟制造业变革趋势，巩固中国制造比较优势，在调整总量、优化增量、提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上下工夫。
    专家普遍认为，在美国发力促进本国制造业回流的过程中，对国内实体经济领域进行合理有度的政策激励是必要的。2017年，自贸试验区红利在全国扩围将成为重头戏，考虑到各地发展不均衡，21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成为承接载体，率先分享开放创新带来的红利。
    考核评价体系应更合理
    这些年来，招商引资始终是悬在国家级经开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这直接牵扯到能否做大经济总量，乃至国家级经开区之间的横向比较与评价。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提出，国家级经开区应探索从招商引资向“引资购商”转变。
    2014年底，国务院正式下发“62号文”，提出将对地方违规优惠税收政策进行统一清理，曾引发不少开发区强烈反弹。汪玉凯表示，“引资购商”战略是指根据实体经济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需要，获取世界技术领先企业所有权。目前，我国已拥有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级经开区，完全可以以它们为投资主体，对全球的行业顶尖企业发起投资、并购，并按自身产业布局的需要，将企业引入区内。
    针对开发区、高新区、自贸区等不同创新体制之间的评价体系建设，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表示，以制造业立足的开发区，其经济增速很可能难以媲美以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高新区及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自贸区。未来，国家对开发区的综合考核与评价如何展开，也需通盘考量，合理定性。
    拒绝产城割裂才能走更远
    国家级经开区不应只是工厂林立的工业“森林”，还要有人气、有生机、有活力。为此，专家建议要加快国家级经开区的产城融合，避免开发区沦为一个个“空城”“睡城”。
    任浩说，仅靠厂房、机器难以留住人才，未来的开发区应当是产业与城市的完整融合体。不但应有基本的生活配套，还应有丰富的文化生活、一定的历史积淀和成熟的商业配套。
    成熟的开发区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定居、创业、发展。越来越多人群定居将衍生出第三产业需求，从而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聚集更多人群。在产业的互相促进中，开发区才能得到长远发展。
    此外，面对侵袭国内众多城市的雾霾困扰，主要承载工业经济发展的国家级经开区也须有所作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钱易说，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的目标应是打造生态工业园区。园区中的所有工业企业都应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不同工业企业之间要实现共生代谢以及物质、能量的梯级利用，同时园区应实现基础设施的共享。
    专家还建议要严格限制国家级经开区的污染排放。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陈耀等专家就提出，探索在国家级经开区建立退出机制，对环境污染实行一票否决，使污染者付出应有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