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奎
编者按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上海“十二五”发展的主线，是在更高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上海“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创新贯穿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和全过程。创新是一个去旧造新、从无到有的过程，它本身也需要驱动。那么，创新的驱动力来自哪里？本版从今天起推出“创新引擎从哪里来”系列谈，约请专家学者探讨创新的原动力和可行路径，敬请关注。
“十二五”时期，上海经济发展面临的任务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其核心的问题是发展并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以前20年，上海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模式，与全国其他省市没有本质差别，不过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然而，这种以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三高”（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正在接近极限。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素成本相对要素生产力上升。现在上海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0000美元，但收入也是成本。当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以上时，要素成本，包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资本成本、环境成本等，也必然会相应提高。要素成本上升并不是坏事情，因为它和收入水平的上升是同步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要素生产力上升的速度是不是能够快于要素成本上升的速度。要素生产力上升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它需要社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甚至制度结构的巨大变革。
第二，社会成本相对经济成本上升。现在，上海面临这样的困境：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可能快于生产要素生产力的上升，社会成本的上升可能要快于经济成本的上升，管理成本的上升又可能快于社会成本的上升。
上海要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继续在全国取得率先，就必须改变原来的发展模式。而要改变发展模式，就必须实施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城市功能调整、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假定科学技术不变，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分工。上海要使要素生产力上升的速度快于要素成本上升的速度，关键不是靠压制或压低要素成本，更不是搞价格管制，而是靠提高要素生产力。而提高要素生产力的关键，表面上看是要提高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根本上是进行制度革新，即调整城市的功能和产业结构。服务业的出现是分工的结果，同时，服务业的发展还会推动社会分工向进一步深化的方向发展，并为要素生产力不断提升提供平台和条件。所以，一座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时，提高要素生产力的要求及压力决定了城市必须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这是一个规律。
未来加速上海经济结构向服务经济为主转变，使要素生产力的上升快于要素成本的上升，有两个平台：
第一个平台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三个中心”的建设，为上海服务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从上海“十二五”规划来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点，将放在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步的人民币全球流量与价格调控中心上。例如，推出国际板的目的就是为人民币国际流通提供国家调控的窗口。关于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则提出了与制造业国际化同步以及建立上海全球离岸贸易中心的构思等。“三个中心”建设的必然发展趋势，为上海服务经济发展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平台。
第二个平台是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趋势。无论从规模、质量，还是从需求、供给来看，上海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即很大一部分的服务都可以商品化，变成可以交易的产品。比如，形成与国际化大都市相适应的教育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医疗保险产业、个人家庭社区服务业等。最近有调查显示，现在上海家政服务的从业人员有近70万人。但由于家政服务主要采取保姆和家庭签合同的形式，而不是通过企业组织的服务产业，因此统计上它是不进入服务业的。如果按照现在的规模计算，这一块的总量估计就有300多亿。此外，由于没有市场化，其规范化管理、服务产品的标准化、服务人员的培训等，都受到限制。类似结果、类似问题的出现都说明，上海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必须也有可能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或城市功能调整。
未来加速上海经济结构向服务经济为主转变，使要素生产力的上升快于要素成本的上升，还要解决好几个问题：
一是，现在我国的管理体制，包括经济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基本上是按照制造业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例如，税制、银行管理体制、经营体制、政府管理体制等，都是适应制造业的。因此，上海要发展服务经济，没有体制贡献不行。对此，要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等为突破口，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平台，积极先行先试，为全国提供调整城市功能、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城市功能产业结构的经验。
二是，按照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的要求设置城市规划，保持城市建设规划与产业规划的高度一致。例如，关于世博后黄浦江两岸的开发、虹桥枢纽周围虹桥商务区的发展定位等，都应当排到议事日程上来。
（作者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上海市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总裁，全文根据作者在上海市社科界第八届学术年会大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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