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的以出口加工区为代表的经济开发区，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国家设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促进了本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开发区在中国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特殊时期的产物，开发区推动了中国渐进式的开放和改革进程。然而，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开发区将首当其冲地面临挑战。解决好其发展方向和目标定位，关系到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也决定着开发区的综合竞争能力。
                                 中国开发区的历史总结
    早在改革初期，中国政府便在东南沿海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兴办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开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设立经济特区，从局部地区开放，逐渐积累经验，形成示范效应，有利于政府从战略高度控制开放进程，减少开放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冲击；（2）有效地利用海外华人经济的资源。香港、澳门以及各地的华人华侨扮演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中转站，这个巨大的网络使得中国能够迅速融入全球经济，这是中国与苏联等原计划体制国家相比的一个独特优势；（3）经济特区还加强了祖国大陆和港台澳地区的经济联系，为后来的一国两制奠定了基础；（4）经济特区带动了东南沿海的经济腾飞，使得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由以内地为中心转移到以沿海为中心，并带动了资金、人才等要素“孔雀东南飞”式的大规模流动。1984年大连、天津、南通、连云港、福州等1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准成立。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随后各类开发区转入了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以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全国兴起各类“开发区热”，当时国家和省市批准的开发区超过700个。其中81.25%的经济技术开发区、57.69%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十多年来，经济开发区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步发展壮大，大多数已经走上正轨，成为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生力军。首先，开发区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成为当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窗口，成为各地吸收外资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次，开发区逐步成为所在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天津、大连等几个较大城市的新增工业产值中几乎一半是由开发区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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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区建立伊始，为了迅速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打开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国家对开发区实施了一批优惠性倾斜政策。比如：对生产性外资企业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经营10年以上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1-2年免征所得税，3-5年减半征收，在一定期限内新增财政收入全部留做开发资金等。这些政策对开发区快速实现经济集聚、突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等方面起过一定的催化作用，这些政策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的历史局限性逐渐显露出来。
    片面强调优惠政策导致了盲目的“开发区热”。很多地区设立开发区是冲着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而来，不管具备不具备开发条件，只要能享受到优惠政策就好。各地政府蜂拥而上，以为只要圈上一块地，搭上几个棚，挂上几块牌就算筑起了巢，等着凤凰来，那知却事与愿违，落个"冷冷清清守摊场"的结果。
    开发区面临的更大风险在于优惠政策与WTO规则的违背。入世以后，开发区由原来享有的"优惠"逐步变为"普惠"，各经济主体机会平等地按照统一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和出售商品，公平地承担各种赋税。各国的经济发展证明，优惠政策并非是吸引外资的最有效的工具，企业家更看重的是综合的投资环境。《财富》中文版（FORTUNE CHINA）为了评估中国的投资环境，对中国外资企业的高级行政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外资企业最不满意的因素包括：贪污盛行、规章制度繁琐、环境卫生差、缺乏人力资源、法律的透明度和一致性、市场准入问题、税务、知识产权和外汇问题等。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位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开发区经过20年的长足发展之后，目前正面临着水、电、原材料、燃料运输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投资经营成本节节上升，对外资的吸引力逐渐下降的困境。企业从开发区向周边地区“外流”的情况已经开始出现，比如上海的外资转移到昆山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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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WTO之后，开发区能否保持竞争力取决于其在新形势下的目标定位，这主要是指区域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定位和管理模式定位。如果能够找准定位，开发区将会焕发新的活力。
    （1）开发区如何应对产业转移的压力。开发区在成立初期往往是以吸引外资，发展某种新兴的制造产业为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投资成本上升及主导产业部门进入成熟或衰退期，出现了开发区内厂商逐渐饱和、产业向区域外转移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区的一种选择是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引进对技术要求更高的新产业，迅速完成产业结构调整；二是转变开发区单纯作为制造业基地的角色，将开发区发展成为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资金的枢纽，即使产业转移了，但是开发区作为新兴的城市商务中心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实际上是通过发展开发区实现城市化的一条思路。据测算，到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45%，到下世纪中叶，城市化率将达到60%－70%的水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比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滞后二十个百分点。据统计，截止到1998年，按非农业人口计算，中国城市化水平约为30%，按国际可比口径计算也仅为35%左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40%以上的平均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过去的城市化沿袭的是计划体制的思路，忽视了城市化进程本来就是要根据市场机制重新聚集生产要素的功能。开发区相对于传统的城区，拥有更多的市场经营经验，这里的主政者更容易戒掉"计划"的瘾，并在竞争中摸索出适合经济发展的政府管理模式。由新经济区转化而来的新城区将会在中国城市化建设中又一次充当先锋。
    （2）开发区的产业结构定位必须充分考虑自身的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国情。目前的开发区建设往往强调发展高新技术，虽然高新技术产业效益高、成长性好，但是其投资大、风险高，而且能否顺利发展取决于其他产业的配套（比如是否有相关的配件供应商）。高新技术的上游、中游、下游产业所构成的产业链，其完整性和协调性也决定着高新技术产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盲目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可能蕴含着较大的投资风险。即使确定了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要注重发展与之配套的技术含量较低的基础产业，否则高新技术孤军深入，难以得到足够的给养，依然无法向纵深处推进。实际上，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在国际分工中，中国并不是高新技术的研发中心，而应该是制造业中心。最近，若干跨国公司纷纷加大对中国的投资，甚至将其在亚太地区的中心转移到中国，反映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未来前景的看好。还要值得注意的是，高科技的研发部门和高科技的制造部门是两个不同的产业，如果过分强调扶植高新技术研发，反而可能会损害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
    （3）开发区的管理模式创新。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定位是面向市场，经营城市。为实现这样的定位，一是需要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开发区建设和企业孵化。比如基础设施、供水、供电、教育、医疗等原本是由政府经营的服务都可以尝试向民间资本开放。这意味着向民间资本开放了更多的赢利机会，同时将提高这些服务的质量。同时，还可以让各种民间机构为初创企业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如咨询服务、融资服务、物业服务、秘书服务等等。二是要加快政府的改革，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精简机构。简化繁琐的办公程序，改变审批方式；优化市场环境，完善市场要素配置；建立健全法规体系，依法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合理，保证政府机构的高效廉明。20多年来，开发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功不可没，在新世纪初，开发区将为城市经营再次带来清新的空气。